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于当地时间周日（12月29日）下午在乔治亚州的普莱恩斯（Plains, Georgia）家中逝世，享年100岁。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宣布了这一消息。
卡特于 1977 年至 1981 年间担任第 39 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表示，“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非凡的领袖、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并形容卡特是“一位有原则，有信仰，谦虚的人”。当选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表示：“吉米担任总统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值我们国家的关键时刻，他竭尽所能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为此，我们都欠他一份谢意。”
卡特在任期间促成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是一位有着“中国情结”的总统。他从小对中国着迷，卸任后多次访问中国，直到去世前几年仍关注着中国。
在任期间，卡特签署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促进了中东和平。卸任后，他致力于捍卫人权和公共服务。200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政治学兼职教授刘亚伟对BBC说，“卡特总统是一位有勇气、有远见、有智慧的总统，他的勇气远远大于对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他的意义会随着历史的推移显得越来越重要。”
卡特的“中国情结”1924年10月1日出生的卡特，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
他的舅舅曾在美国海军服役，驻扎在中国，时不时给年幼的卡特寄来明信片，让他对中国有了最初记忆。
作为基督徒，卡特还从传教士口中了解到，中国贫穷落后，需要帮助，于是每次礼拜他都会捐出一些钱，支持传教士在中国的学校和医院的工作。
后来卡特成为美国潜艇部队的水手，在中国内战晚期随部队到了青岛、上海等一些港口城市。在那里，他们与国民党政权、澳大利亚、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船只进行反潜战演习。这一经历再次点燃了他对中国的兴趣，他开始持续关注中国历史。
卡特及其部队的到来原本是为了给与蒋介石政权一些心理支持，并且试图证明共产势力还没有完全控制大陆，但他们却见证了国民党统治的摇摇欲坠。
“我们能看见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在附近的山坡上升起篝火，还注意到国民党用枪强行徵募小男孩和年轻人”，卡特在一本传记中写道。
后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打赢了内战，在1949年建立了政权，国民党则退守台湾。接下来的30年里，美国继续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改变世界的一周”自从1977年入主白宫后，卡特便不断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契机。
“我知道美国宪法将外交承认的唯一权力赋予了总统，如果能与中国领导人就台湾人民的待遇问题达成适当的协议，我就决心行使这项权力”，卡特在其传记中写道。
美国国会和台湾游说团体的层层压力让卡特决定亲自负责与中国接触。他任命时任汽车工人联盟（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被称为 “谈判专家”的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与中国进行秘密谈判。他们绕过国务院，直接从白宫向驻中国的代表发送函电。
数月过去了，谈判并没有进展。后来卡特又派遣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反苏干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去。最终在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
卡特还把成功建交归功于中国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我们对邓小平和他的迅速行动印象深刻，他同意接受我们与台湾的一年期条约，承诺中国不会反驳我们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且赞成在条约期满后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卡特在传记中记载。
邓小平在1979年2月访问德克萨斯州，他头戴牛仔帽的形象令美国人印象深刻。邓小平向卡特保证，将对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这与卡特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想法一拍即合。
两国建交时距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著名的访华之旅已有7年，这期间水门事件阻碍了美中两国建交。即便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接见，也没能实现建交。
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了《上海公报》，为双边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他的访问通常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国似乎对尼克松访华以及此前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问过于着迷，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卡特对中国建交的意义。
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认为，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卡特在入主白宫后，将人权战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人权是中国的弱点。另外，卡特曾在卡特中心推动监督中国基层民主选举，中国可能以为他是奉美国政府之意到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从而有了误判。
除此之外，由美国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在卡特总统任期内通过，这也令他在中国备受争议。该法准许美国和台湾人民在美台断交后继续保持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指出美国的政策包括“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此后美国依据该法多次向台湾销售武器。
即使如此，卡特在1979年成就了美国与中国建交，两国关系从此进入新时代。
刘亚伟说，如果说基辛格访华是“破冰之旅”，打破了从1949年到1971年20多年来中美互不交往的状态；那么尼克松访华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窗”，让中美之间可以相互瞭望；而最终，是卡特总统“把门推开了”。
卡特也将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视为他“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
他在《美国之音》的一次访问中说，“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政治代价与中国建交也令卡特总统遭受了沉重的政坛压力，并因此付出了代价。
时任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又译：贝利·高华德）等人以违宪的罪名将卡特告上联邦法院，声称总统不能绕过国会中断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实际上，虽然尊重国会是基本传统，但美国总统的确有这样的权利。
国会以高票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继续承诺并承担保护台湾。这一举动重挫了卡特的执政能力。
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仅获得了6个州的选票，他的对手里根（Ronald Reagan，雷根、列根）赢得了44个州。
导致卡特惨败的还有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人质危机。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数十位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当作人质扣留。营救过程并不顺利，许多人认为，是卡特没有能力处理这类事件。
另外，卡特在任期间正值美国社会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他没能控制飞速上涨的物价，令选民进一步质疑其执政能力。
美国历史学家、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历史和新闻媒体研究教授戴维·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撰文指出，“卡特有许多令人钦佩的政治观点和直觉，但如果评价他的总统任期，可能会垫底，或者最多被评为一般。”
“公平地说，他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治理美国。他在国家士气低迷时意识到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们因为这一点而记住他，但他也无法解决那场危机。”
意义日久弥新卡特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意义正随着时间流逝而历久弥新。
在外交方面，他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历史性的“戴维营和平协议”。这一协议是防止中东战争的关键，也为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铺平了道路。
他还签署了《巴拿马运河条约》，结束了美国近一个世纪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将运河归还给巴拿马，被视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一大益处。
在美国国内，卡特在环境问题上态度强硬，被视为一位“环保总统”。他推动了在保护土地等方面的重要立法，并且成立了能源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通过一些委员会或国会对能源政策施加影响，而没有集中的行政管理机构。
他认可国家需要可再生能源，于是通过在白宫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来强调太阳能的好处。在一次全国讲话时，卡特穿着一件羊绒衫，说白宫的暖气降了几度，以此督促每个美国人效仿，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能源。
卡特重视多元化，他在任职总统期间任命了许多少数族裔和女性担任重要的行政和司法职位，包括40多名女性担任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Joan Ruth Bader Ginsburg）就是他任命的，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离开白宫后，卡特和妻子在亚特兰大创建了卡特中心，致力于推动人权、监督全球选举，以及消除贫困。他持续揭露贫富差距的现象，以及虐待女性和女童事件——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些工作以及此前的戴维营协议获得了诺贝尔委员会的认可。2002年，该委员会授予卡特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写道，他“数十年来为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进民主和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卸任后持续“中国情结”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卡特在卸任总统后依旧与中国保持密切往来。
他多次以前总统的身份多次访问中国。据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回忆，在1981年到2014年期间，卡特至少十几次到访，尤其是在1997年以后卡特中心在中国的项目有所增加。
“没有哪一位美国领导人在离开岗位后，还跟中国有这么盘根错节的关系。按照卡特自己的话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击人”，刘亚伟说。
转眼数十年，现在的美国政坛几乎全盘否定了前几届总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这不免令这位当年成就建交的总统感到遗憾。
刘亚伟教授说自己总共接到过两次卡特总统的电话，第二次是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已经97岁的卡特说，申请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拿不到签证了，问他能不能找到拜登政府内部的人解决问题。
刘亚伟告诉他，“我们找什么拜登政府内部的人，你是民主党的老前辈了，要找拜登，直接给他写信就好了。”
后来卡特中心起草了一封信，当天就收到了卡特的修改和批复，次日便通过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转交给拜登。
“我在卡特（中心）20年，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次卡特总统的信能在一天完成”，刘亚伟说。尽管年事以高，但他“时时时刻都在关注着由他亲自启动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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