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大学的学生为什么很多来自于有钱家庭？
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生代中国精英为何集体崭露头角？
2012年到2019年
青年社会学家用7年时间追踪了北京顶尖中学的28位学生，
涵盖他们的中学、大学、职场三个阶段。
他们全部来自高收入、高学历的精英家庭，
28人里，有近一半考进了清华北大复旦，
其他人则被美国常春藤、牛津剑桥等
世界顶尖大学录取，
毕业后，他们的年薪高达同龄人平均薪资的10倍以上。
研究发现，
这些精英学生的父母十分擅于谋略，
管理危机、建立人脉、榨取信息，
为孩子提供最强的教育资源。
精英家庭的孩子们，也更懂得
如何在学业上、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
这些技巧也帮助他们日后驾驭社会等级制度，
在职场上大获成功。
“阶层复制就像打牌一样，精英学生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天生拿了多么好的一副牌，
他们同时也不让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识到，
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打好这一局。”
“大学毕业前收到哈佛、沃顿商学院offer”、“就业后起薪十万美元”……
当国内的大学应届生还在为找到一份工作苦苦挣扎，毕业于顶尖大学、出身精英家庭的学生们已经顺利地跻身西方社会的中上层。
他们自由地辗转于世界各地，熟知各国的税收制度，从纽约、伦敦，到东京、新加坡，“世界金融中心”苏黎世不过是他们眼中的“欧洲小镇”。
《特权：理解美国精英》，书里精英高中的学生用文化资本巩固自己的圈子、区分非我族群，强烈共鸣。
在东亚，精英的培养过程是怎样的？学术界几乎没有东亚的案例。
精英圈壁垒森严，打入内部需要智慧、策略以及受访者充分的信任。
在北京市排名前5名的两座中学，获得了准入许可，一度在学生家里同吃同住。
追踪的28位学生都来自于富裕阶层。
他们的家庭收入是全中国城镇的前10%，中位数是前10%的至少两倍以上。
父母们不乏清华北大的校友，还有留学生、博士。对于大学文凭比例仅为2%的60后来说，绝对算得上千里挑一。
在调查中，家庭给予的全方位支持，才让这些孩子有了“追求卓越”的可能。
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顶尖行业，华尔街、硅谷、顶尖制造业。
“他们在一个国家出生，到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去第三个国家工作，最后在第四个国家养老”，他们坐拥各国顶级资源，并从跨国流动中持续地汲取红利。
“学弱”也能考进985、211水平的重点大学
越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越容易对人群进行细分。
在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可能有1/4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在这群人数很narrow（窄化）又非常优秀的学生中，学霸和学渣已经不足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
所以他们有更细分的四级地位体系——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学神，看起来没在念书但就是成绩很优秀；学霸成绩和学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临考前要开夜车；学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也看起来没在读书的；学弱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还是不太好。
这里引入了一个“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称松弛感。
总之，“学神们”热衷表现自己的松弛，来稳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
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镇、整天学习的“做题家”们划清界限，把后者排出自己的圈子。
身体上的松弛感也是精英区分你我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经验的堆垒，比较难后天学到。
你需要见过很多的世面、去过很多的地方、见过很多不同的人，才能松弛。
举个例子，有谁见到国家元首或者校长是不紧张的？
当然就是常常见到他们的人，对吧？
有趣的是，在田野中没怎么发现偷着学习的学神，倒是很多学渣会偷着做题、不想让别人发现。
形容这是一种天鹅策略，表面上优雅滑行，实际上在拼命划水。
为什么要假装自己不努力？至少有两个原因，大家都不想要沦落到金字塔底端，成为别人眼里的弱咖；再进一步说，我们怕的是“努力没有回报”。
如果你很用功却成绩不好，其他人只会觉得“你很笨”、“脑子不好”，归结于基因，但他/她可能只是暂时没有得到结果，或者不适合这条路径。
不仅在学生中如此，如果一个创业的人很努力但失败了，我们也只会人身攻击“你能力不够”，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一套解释失败的话语，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失败是常态”，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调研的父母里，他们习惯性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自己没法替孩子考试、再有钱也买不到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但其实，他们付出的可太多了，从心理咨询到课业辅导，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规划孩子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细到每5分钟、每10分钟。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
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步到位，怎么做最有效率；他们知道怎么做能让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欢喜；他们懂得在社交关系里应对进退，能够榨取到别人不想告诉你的独家信息。
28位学生里，参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过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获得了加分。
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隐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奥数冬令营。
当时，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奥赛中发挥失常，失去清华的保送资格。
她的妈妈很快跟学校的奥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儿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奥数冬令营，就有机会获得60分的高考加分。
后来，浴朗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
这位母亲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她知道老师身上有隐藏版的讯息，懂得如何靠关系网去获取这些内部消息。
再比如诗盈的母亲刘女士，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高校的中文系教授。
诗盈在自主招生中遇到了冷僻的难题，母亲第一时间为女儿做了题目解析，怎么回答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高考前，她会未雨绸缪咨询清华大学的招生官，指导女儿接下来的高考志愿填报。
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学生很早就知道怎么和“掌权者”培养关系。
他们会搞清楚老师可以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知道怎么跟老师聊天，逢年过节要怎么做，怎么送礼能够表达心意但又不像是刻意的“巴结”，这种拿捏上下级关系的能力，之后到职场上不也是一样吗？
高三一年，为了能让孩子更专注地学习，这些父母做出的牺牲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他们基本都是企业高管、政府工作人员，但还是有母亲专门辞掉工作，为了全身心照顾孩子，早起给孩子烤新鲜面包。
父亲可能会放弃所有的加班，就为了跟孩子一起吃顿晚饭。
精英父母给孩子的经济支持也是让他们成功的关键。
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有些人失败了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但资源多一点的人，失败了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用一个比喻，阶层复制的过程就像打牌，少数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则是普通的牌。
拿到好牌的人擅长使用各种策略，拿到烂牌的人却常常无计可施。
精英群体中，常常会看到一种“我配得”的心态，就是“我够好”、“我值得”，这和东亚语境下，人们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
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需求，只要表达了，就会有人来帮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
有一个叫Tracy的学生，为了申请美国顶尖的大学，她和咨询师把申请论文、自我介绍改了五六轮才终于敲定。
结果最后离申请截止时间一个小时，Tracy又想修改一遍，当时已经半夜，但她还是立刻打电话给咨询师，让对方从床上爬起来帮她再过一遍，半小时内给她反馈。
还有一个叫Tony的男生，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纽约的一家金融机构工作。
毕业后，他邀请了20多位同事和同学参加他的生日派对，但就在生日前一天，他和同事们才刚刚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异地培训，大家都非常疲倦。
Tony从没考虑过这样的时间安排并不合理，作为一个从小就万众瞩目的明星学生，他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按时赴约，哪怕有人还要专程坐火车赶来，他甚至无法想象有人会拒绝他的生日邀约。
这种“配得感”也让精英们觉得自己不受国界线的限制，去哪国都能有很好的发展。
其实，精英作为各国的缴税大户，他们每去一个地方就代表刺激消费，所以各个国家都蛮欢迎他们的。
精英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靠实力得来的，而且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天分”。
天分这两个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等后天的因素，也全都浓缩其中。
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不同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
精英“天经地义”的态度也是全社会默许的结果。
这些年，媒体上经常会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报道他们的“努力”与“天资”，但翻看他们的出身和履历，其实对大众来说并没什么借鉴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在思考，面对阶层的固化，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给它松绑一点？
从社会底层进阶到社会中下层的人其实不少，所以阶级是有流动的。
我们不要一直只看金字塔尖端的前10%，如果成为前30%、前40%好不好？我们也许就可以快乐一些。
做精英研究，经常会与失望为伍，但我仍旧觉得研究精英们是一件很重要的的事情。
他们其实是现在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之一，这群学生他们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
所以停止“天赋能力说”，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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