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元（北京中国发展与安全战略研究学者、牛津大学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马恩学说本身就是“贫困哲学”，马克思本人除了作为一个思想者及社会革命（社会动荡与对抗制造）者，没有任何在增长现实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财富上的具体理论（生产机制设想）和实践贡献。列宁、斯大林及苏联与俄罗斯一众人物皆然。

俄乌战争历经两年多依旧胶着。乌克兰战争让全球大小国家及政要、军事专家、学者都看懵了。俄乌战争会如何走向？俄罗斯兴衰将如何？中俄关系会如何？美欧及北约会否弃乌克兰于不顾，还是会直接出兵俄乌战场？全球政经及军事发展态势将会如何？

俄乌战事跌宕超过全球先期判断，超过莫斯科与基辅当事者的先期判断。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普京及俄罗斯，一则贪婪好斗，二则外强中干，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普京以所谓的“选举”方式获得连任，除了满足个人私欲、增加乌俄两国人民及全球性灾难，并不能实际改变本人及俄罗斯的现实走向。

普京及俄罗斯必败，底层逻辑有四个方面：一、持续陷于国际孤立，封闭性日益加深，经济及武器出口必系统性持续萎缩，国家发展能力日趋下降；二、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与日减弱，甚至被彻底清零；三、俄朝等联盟，在国家及军事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远不能与北约等量齐观，且仅是利益苟合，利尽则趋自保及鸟兽散；四、北约绝不可能让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版图，北约军事体系足可击碎俄常规军事能力，必要时再复加核武瘫痪俄罗斯。实际上，美国及北约已经实际制订与部署终结俄乌战事及解决俄罗斯问题的系统性方案。

同时，中国因对俄的亲近关系，若出现发展与安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必将重新审视及调整对俄政策，中国不可能置自身国家发展与安全情势严重恶化于不顾，不可能不考虑付出与美欧关系深度恶化的代价。无论从军事、经济、政治能力及道义支撑，普京及俄罗斯必败。

当然，还有一些人在期待着普京什么时候会发动核战争，好像一旦俄罗斯发动核战争，地球上就会剩下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独享。且不要说普京不敢，因为这只能意味着普京及俄罗斯彻底成为人类公敌，遭致速亡；即使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必遭致数倍于俄罗斯综合政经及军事能力的严厉报复与惩处。

“多极化”主张及语境，已经成为当今中美及东西方发展理念交锋的关键词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主张“多极化”发展，一者基于维权，对抗美西方的“胁迫”；二者希望对于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形成的国际政经秩序进行改革，要求西方发达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共享人类发展成果。

美欧及盟友不可能乐意对全球非市场经济、非民主政治国家进行无差别地技术输出及政经政策礼遇。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依赖自身的改革自新，要么通过改革，主动或被动地纳入西方民主、法治与市场化进程，要么创设更加优越的发展理念与体制，去领先并领导西方，二者必由其一，没有第三条道路。

严格意义上讲，“多极化”是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社会发展形态的异形词，是不科学的。“多极化”只是一个现阶段存在的状态，并不符合事物客观演进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一体大同才是全球必然逻辑趋势。问题在于，是由所谓的“社会主义”理念，还是由资本主义方式，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及一体大同。

重大政制位差

现今全球明显存在重大政制位差。美国是基于18、19世纪近代欧洲经济、法治、政治文明成果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政体基础是市场经济、法治文明及三权分制，这是人类社会目前最先进的高等阶政治文明生态。全球和平秩序的建立，或者说建立“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秩序，必然要解决现实政制位差问题。美国当然不可能反过来，屈就朝鲜这种仍处于十分落后愚昧且野蛮的政制。面对如此治理位差，要想彼此之间完全实现平等与和谐，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是否已经既能实现国家现代化，又能克服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的发展局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西方经济体奉行的资本主义理念，在15世纪之后的三四百年里，以财产、资源和人口掠夺及殖民政策为手段，建立起西方政经体系，固然存在一系列内在矛盾，如贫富不均、经济及金融危机。但经由高水平法治、民主治理、环保及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约、纠错机制的完善，已建立了一整套既能实现自由竞争发展，又确保规则有序，且辅有健全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正是这一具有强大可持续自新能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促进了西方可持续高水平发展。

中国虽已实现从皇权专制向“社会主义”政体的治理变革，也引入一些西方政经社会治理理念与制度，诸如有限公司、公务员制度、宪法与法律及相应的司法体系、市场经济等，实际上已经由政党政治代替了皇权政治，但仍然遗留有皇权政治的许多落后理念与文化心理，并未完全树立现代高水平可持续政治发展体系，或者说还有待继续深化“自我革命”。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法治及市场经济水平，与其现代化及发展和安全能力成正比。原因很简单，惟有彻底贯彻生命平等且自由发展的社会法则，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且彼此和平和谐共处（和而不同）。

近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都来自于市场经济、法治与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学说没有为人类贡献任何具有现实发展价值的理论及实践发展成果。马恩学说本身就是“贫困哲学”，马克思本人除了作为一个思想者及社会革命（社会动荡与对抗制造）者，没有任何在增长现实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财富上的具体理论（生产机制设想）和实践贡献。列宁、斯大林及苏联与俄罗斯一众人物皆然。

中国已经被这一套学说蒙骗了许多年（近一个世纪），也已付出了沉重和血淋淋的发展代价，是该清醒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近期）愿景绝不会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会是（他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只能以全面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治理为基础，可持续驱动社会生产力全面迸发而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富裕。

那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资源缺乏，却发展品质优良及人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譬如新加坡这样具有清醒全球视野与自身定位的国家，它们的治理与发展能力是真正值得重视的。

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如果继续执拗于马恩学说，必将继续贻误中华民族崛起及人民幸福进程。马恩体系中除了辩证法部分，都值得质疑与谨慎取舍。中国现代科学政治理论建构，须要实现两个有效结合，即：实现中国传统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法治文明成果的结合；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包括马恩学说体系中的合理成分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高品质再造现代中华文明体系的光明正途。

发展多样化不等于发展多极化，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不等于不会受到彼此影响乃至同化，人类大家庭必然走向建立共处、共享、共建的高度一体化的地球村治理与发展体系。

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必然导致全球治理（政治）一体化。全球一体化趋势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全球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进程趋进，共同使用与分享地球资源，共同保护地球资源，建立全球统一发展体系的认识与现实，将越来越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