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击是迅速的；而今天的疏离是“系统的、渐进的、长期的”。

1989年的一个标志性画面：在北京，“坦克人”在阻挡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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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对民主示威者的镇压引发了中西方关系的重大危机。在那场大屠杀35周年来临之际，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面临着与那时类似的境遇。

今天，对中国的不安不再源自枪炮声，而是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叠加其对近邻动武的倾向，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议程；这个议程对内限制个人自由，对外影响国际事务。

如今，中国已从1989年时贫穷且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力量，正试图重塑全球秩序并在国际上推行自己意志。

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访问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样面临一次性冲击，而是正在经历“系统而渐进的长期性下滑”。他认为现在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状况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

1989年，医护人员将一名生病的绝食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离，当时北京的地方法官与工人们一起在北京街头举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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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说，虽然中国政府现在的抗压能力大大增强，但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比天安门事件后蔓延得更广，而不仅限于西方。

外商对华投资正在减少，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是一次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从未经历过的负面力量大汇集。

在盖洛普(Gallup)一项关于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长期民意调查中，不利因素显而易见，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0%，远低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的34%，也表明许多人嗅到了一场新冷战的味道。令人惊讶的是，盖洛普的数据显示，1989年美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度要高得多，达到62%，当时冷战正逐渐平息，自信满满的美国可谓是所向无敌。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即1990年时3.9%的增长率，无法企及此前几年两位数的增幅。经济不景气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央决策的悲观看法，而爆发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公众抗议的微弱势头更是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

历史教训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国内安全管控，着眼于消除未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给了民众甜头，推行了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这增加了财富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1989年春天，民主示威者和中国当局在北京对峙了数周，由于镇压行动可能迫在眉睫，紧张的气氛导致许多活动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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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局加倍押注其与民众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经济不断改善，则党的权力不容置疑。

1989年时，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的一些美国蓝筹客户非常迅速地撤离了中国，令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孔杰荣说：“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搞砸了，并极力缓和相关影响。”

1992年初，中国迈出了关键一步，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巡视了广东省，以“致富光荣”的口号吸引外国投资者回归。孔杰荣说，尽管天安门事件令人心有余悸，但这一举措还是奏效了， 因为看起来“中国的未来仍然可期”。

疫情之前的每年6月4日，都会有大批亲民主人士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为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遭到镇压的抗议者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疫情爆发后，香港当局以防疫为由禁止集会。如今疫情过去，但在新的国安法之下，纪念活动被视为非法。2023年的6月4日，维多利亚公园里办起了以“庆回归”为主题的食品“嘉年华”活动。 封面图片来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WSJ S CHINESE
中国不仅仅是重新加入了国际社会，还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居于前列的外商投资目的地。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名从1989年的第11位跃升至第2位。

经济的迅速发展淹没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多年间，天安门事件中的知名抗议者周锋锁时常被问及一个让他感到沮丧的问题：镇压学运不是让中国稳定下来了吗？

周锋锁往往会反问：如果杀人能带来更大的繁荣，你会杀人吗？而现在，随着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日益暗淡，周锋锁说，再也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了。

1989年，示威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放火焚烧了一辆坦克，当时解放军们正与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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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回击

1989年时，西方国家仍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孤立。

在镇压抗议者之后，邓小平曾指示干部对国际谴责采取非对抗性回应：中国将“韬光养晦”。这一策略当时广为人知。

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祭出多位“战狼外交官”，摒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这些战狼外交官愤怒地反驳对华批评者，并通过提出领土主张来挑衅中国的邻邦。

即使更多国家（包括不少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尚武主义、重商主义和影响力表现出担忧，但鉴于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如今针对中国的手段是有限的。

沈大伟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他还称：“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未来走向有疑虑。”

习近平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的密切关系表明，中国有意挑战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即便在普京继续推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两人于今年5月中旬举行了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的活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35周年纪念日：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之行。

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30年来首次访华，时值示威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戈尔巴乔夫会见了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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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此行标志着苏联领导人30年来首次访华，时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中共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出现内部分歧之际。六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伏笔，也对中国等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如今的执政理念折射出1989年的双重危机。托里吉安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六四事件和苏联解体是反映了政治体制脆弱性的真实教训。”他还表示，习近平表现出对改革的恐惧，怕改革会引发大乱，认为国家统一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他也不信任西方。

林昭荣是1989年军事镇压民主运动后被处决的七名男子之一。学生领袖刘刚因“反革命”活动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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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威胁

担任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组织驻纽约执行主任的周锋锁说，尽管中国当局想方设法抹去人们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但在一系列反抗事件中仍能看到此事的影子。

例如，“四通桥”现在成了2022年一名反对者独自抗议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代名词。在网络上搜索该词，未经过滤的搜索结果会显示“桥人”在北京一座天桥上的照片，就像搜索“天安门广场”会显示1989年阻挡人民解放军的“坦克人”一样。同样，“白纸”指代了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学生，他们在2022年末发起了一场反对苛刻防疫政策的运动，并震惊了政府，有关部门此后不久取消了相关政策。

在中国，所有这一切在网上都被“和谐”了，但普通家庭还是会不禁注意到，中国正在失去活力。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的知名抗议者周锋锁去年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守夜活动，纪念镇压学运3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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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房地产危机影响，人们的信心正在下滑，而房地产危机似乎又无法得到解决。随着就业前景变得渺茫，中国年轻人的理想破灭。女性放弃生育，加剧了本已令人担忧的人口下滑。

而大量的中国人在冒险移民，无论贫富，就像1989年的情况那样。

在华盛顿，两党都认为多年前与中国的接触适得其反。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出台了禁止向中国出口尖端半导体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提议重新对中国施加类似天安门事件后的压力，比如对最惠国贸易待遇进行年度审查，这都反映了将中国视为对手的心态。

过去35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保天安门事件不再重演。但中共与民众间心照不宣的协议正在承压。

“这一难题中的政治部分依旧，”沈大伟称，但机遇渐逝的局面表明，“基本契约已不是昔日的模样。”

202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仪式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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