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4日，新华社发文《检察机关依法对何文忠决定逮捕》，说是记者2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已被河北省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
在此之前，新华社与中纪委网站同步，先是于今年4月7日发布了“何文忠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继而又于上月11日发布了“何文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
照理，中国电科虽然规模大得吓人，但也只是副部级央企，其副职只是正司局级。而新华社这样的一级党媒对落马的正司局贪官污吏被处理的每一步给予特别关注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这个何文忠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是中共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案爆发以来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的第一人。
中纪委在宣布对何文忠“双开”的通报中为他罗列出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职权违规提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搞钱色交易；私欲膨胀，‘靠军工吃军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中纪委和几个省级纪委对具备所谓“领域性特征”的落马贪官习惯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内容。墙内澎湃新闻一年前曾刊登《紧盯“靠X吃X”式腐败，让整治重拳更精准》一文，说是“靠金融吃金融”、“靠足球吃足球”，这是近日公布的刘连舸、杜兆才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分别用到的表述。网民们对这一“新闻眼”关注度比较高。中纪委在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立案审查调查的通报中，说他“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在对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的调查通报中说他“公器私用，‘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除了如上两“靠”，所谓腐败案件体现出的“领域性特征”，也还有“靠教育吃教育”、“靠矿山吃矿山”、“靠扶贫吃扶贫”……之说。总之都应该是纪委系统的刀笔吏们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国老话生发而来。当然，在中纪委网站上出现最多，被中共官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靠金融吃金融“。就在“靠军工吃军工”的何文忠被中纪委宣布双开的头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刚刚被判处了死缓。
笔者到中纪委网站大致搜索了一下，发现截止到这个范一飞，陆续被冠以“靠金融吃金融“罪名的“金融虎”已经有好几十位。依此类推，何文忠开了头之后，陆续也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军工虎”被中纪委以冠以“靠军工吃军工”的罪名，比如何文忠曾经的顶头上司，中国电科前董事长陈肇雄和前总经理吴曼青。
就在何文忠被官宣批捕的次日，墙内财新网即刊登了陈肇雄和吴曼青“已被带走”的消息。但不知当时是受到何方压力，财新网披露出如上消息的数个小时后，该消息稿就被“404”了，及时转发财新网此稿的新浪，腾讯，通信人家园等相关网页也被迫同步。好在也是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此新闻的墙外大外宣及《明报》等至今还是把这则新闻挂在网上，其中《星岛日报》、《联合早报》等所使用的标题中规中矩，而《明报》使用的标题则较为耸动：《军工电子主力军 中国电科塌方腐 副总经理涉受贿被捕 财新：前董事长总经理双双受查》。
说起来，称得上是“巨头“，直接服务于“国防事业”的中共央级军工企业集团共有10家。而这十大巨头中，只有中国电科敢自称是唯一为包括火箭军在内的解放军所有军兵种提供服务，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的军工集团。该集团包括47家国家级研究院所、1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700余家企事业单位；拥有员工20余万名，其中55%为研发人员，持续多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国防企业集团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4月该集团的时任副总经理何文忠被查的消息一出，几乎所有关注此消息的墙外媒体，都将此人的落马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的塌方式腐败案联系在一起。
说明一句，无论是中国电科还是其他军工集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就是它们与包括火箭军在内的各军兵种及各大战区之间的“中间商”。
我们本专栏前面文章中介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导弹发展论证与应用工程专家“、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肖龙旭是全军模范共产党员，而何文忠则是全国模范共产党员。另外，这个何文忠还曾经入选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因为他利用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助习近平成功封控了14亿“疫民“。
早在10年前，肖龙旭就已经被中共官媒宣传为“在国际上首创了‘地地导弹发射新的控制理论与技术’，实现了导弹的随机快速发射……。相关报道文章吹嘘正是因为有了肖龙旭，中共战略导弹“个头儿”变矮了，“身材”变小了，而弹头威力、反应时间、命中精度和机动性能却大大提高了，发射成功率达到了100%。（因为）精确度也比过去高得多，以致外国媒体说中国导弹具有“点穴”之功。
而肖龙旭完成如上“世界无敌的重大武器科研成果”的那段时间里，何文忠的职务是中国电科集团下属的第11研究所所长。
这个所说起来是中共建政之后成立的首个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研究所，如今该所的“主责”就是研发可用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固体激光器和红外探测器技术。
所以，当年的肖龙旭与何文忠及它的研究所曾经合作“攻关”应该是很可能的事情。肖龙旭在取得如上令中共火箭军“世界无敌”的重大科研成果后，即成为火箭军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而何文忠在去年5月被中组部任命为中国电科集团副总经理之前，已经担任了数年时间该集团的总工程师。接替的正是吴曼青。
这个吴曼青是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技术工程专业连续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毕业后选择进入了不穿军装的军工系统，只花了12年时间即晋升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电科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兼电子科学研究院（总体研究院）院长。2017升任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和“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此后仍还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集团总工程师。
中共官宣材料中的吴曼青是“雷达技术和网络信息体系专家，我国数字阵列雷达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奠基人和引领者”。说他“自主创新了数字阵列技术，推动雷达体制的持续创新，成功研制国际领先水平的空警500预警机雷达，推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与应用实现重大突破，积极推进网络信息体系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实战应用。”
正是因为曾对中共军队的雷达技术进行了“划时代的突破”，所以不穿军装的吴曼青当时还被委以军方的一个重要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雷达探测技术专业组组长”，并于2007年“当选”十七大代表，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44岁。2012年又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吴曼青的职务又得到晋升的首要原因就已经不再是他对国防尖端科研的“巨大贡献”，而是他把自己在网络信息方面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习近平政权的“维稳”大业。据说正是因为他的那个“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之国家工程主持人的身份和工作成绩而再受“组织上”的青睐，于2018年8月被安排升任中国电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官至副省部级。 自此把专任和兼任多年的集团总工程师重担交给了如今正在等待宣判的何文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昊曼青已经于2022年7月“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继而便辞去了中国电科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财新网披露出他已经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之后，中国工程院官网上至今仍还保留着他的信息，这和工程院官网在得知肖龙旭被全国政协撤消委员资格后立刻将肖龙旭的信息完全清除的作法大不一样。
不过呢，虽然财新及墙内一众媒体都被迫删稿，可中共官方，特别是中国工程院院方至今都没有出面对外“辟谣”，所以什么时候在中国工程院的官网上再也找不到吴曼青的名字了，才算是“靴子落地“。
至于曾在中国电科与吴曼青同为何文忠顶头上司的陈肇雄，则是一个比吴曼青更有故事的人。此人是当年的78级大学生，也是在同一所大学里本、硕连读，而后就是长期在中科院从事技术工作，直到1997年开始担任计算机技术产业方面的行政及党委负责人，2005年官至副省部级的十大军工企业巨头之一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总经理。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里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特别是军工领域出身的地方省级领导有一大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张国清、袁家军、马兴瑞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这其中的袁家军从军工企业领导人转为地方省级党委常委的时间是2012年3月，而仅比袁家军年长一岁的陈肇雄则是比袁家军早两年就进入了地方省级党委常委。他当时是从军工企业总经理位置上平调至湖南省副省长的，两年后就地升为省委常委，继而便是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说起来离正省部级就只剩半步之遥了。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被中组部调回北京，改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
懂的都懂。凡是从地方省委常委和常务副省长位置调京改任国务院一个普通部的副部长的，除非当时即已经被内定为正部长的接班人，否则就等于是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基本落空。
果不其然，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近5年，已经年满59岁的陈肇雄被安排转任中国电科董事长、党组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陈肇雄当年被安排到中国电科老总的位置上，以令他的退休时间延后3年，就是一种典型政治安慰。至于当年他为什么在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转眼又不被中组部从正省部级干部培养对像名单里剔除，笔者并不清楚个中原委，但是仅与前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的晋升路线对比一下，就能够得出陈肇雄不可能不心理失衡进而心生反骨的结论。
陈肇雄是2015年10月被从湖南调回北京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此时，比他陈肇雄年长5岁，中国航天科工董事长出身的计达哲也是该部的副部长之一。 不过陈肇雄只与这个许达哲在该部共事了一年时间，人家许达哲反被调至湖南任省委副书记 ，继而又是省长、省委书记，直到年满65岁时退居二线。如此近距离的比照，当时的陈肇雄百分之百分会心生怨愤。而中共官场里像他这种因为错失晋升机会而怀着对“组织上“的强烈报复心理赶在退休之前”大捞一笔“者，为数甚多。
几乎可以肯定，日后中纪委宣布对这个陈肇雄的处分通报中，一定也会和何文忠一样，被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至于其他也将会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者，至少还应包括我们本专栏上月的《肖龙旭 中共火箭军窝案的第N个落马人》一文中点名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和前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刘石泉，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也是该集团下属的负责导弹研发的第三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 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前主任龙飞、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前副院长冯杰鸿、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照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韩树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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